其中，第一到第三个层面更侧重形式理性，而第四和第五个层面更侧重实质理性，它们贯穿了立法活动的整个过程。

基层情况千差万别，顶层设计能够统揽全局，寻求到适应各地的制度最大公约数。党的宗旨要求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追求，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根本目标。

要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配套制度和机制，形成权威高效的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长期任务和基础工程。认真反复研读《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对于全面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行体系化阐释均具有重要意义。要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转化成符合本地实际的真招实策，实现最佳治理效果。二是正确处理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三者行为依据一致、本质一致、目标一致、成效相关，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必须互相配合、共同推进。（四）依法制约监督权力 依法制约监督权力的根本要求是依法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主要内容包括：权责法定，要求权力的设定应于法有据，权力边界明晰，职责权限明确。但是，大量诏令、条画急速无序涌现，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官吏因得并缘为欺百官莫知所守(61)，再次证明仅凭单行法本身不足以整合数量众多的成文法以及支撑大一统国家治理所需的统一法律秩序。

放眼全球，法典也并非西方法律文化之专利，《唐律疏议》《大宝律令》足可为证。(57)《隋书》卷25《刑法志》。宋代单行法除了格、式之外又增加了编敕，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随时损益则有编敕(59)，编敕对《宋刑统》等法典未尽、未便之处进行补充修改，凡邦国沿革之政，与人之为恶入于罪戾而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60)，进一步完善了以律令法典为统率的成文法体系。儒学向来重视经典的制作与传承，儒家经典通过陈述先圣事迹，进而阐发治道理想，构造出具体的行为准则与制度体系，其稽古振今，务虚求实，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制定法的特点，尤其《周礼》一书作为古文经学之重要经典，向来被儒家学者视为周公致太平之法，真可谓儒家学者制作的一部寄寓了儒家古代圣王治道理想的制定法。

(73)《清史稿》卷142《刑法一》。繁简之间，亦有其相得之道。

隋文帝一受周禅，即迫不及待令大臣更定新律，显然是昭示天命和正统的政治考量，因为开皇元年律尚不完备，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显然是仓促所就，开皇三年律才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17)。(22)《新唐书》卷56《刑法志》。法典不仅是成文法的高级形态，更被视为正统之必须符号、治道之必要构成、先贤理想之载体，兼具了法律、政治与文化内涵，寄托了中华民族先人行圣贤之道、求长治久安的理想与期待。蜕变于宋元之交，以元代弃律令用格例为转折。

本文基本赞同会典为大经大法根本法之观点，并针对政书史书说提出三点商榷意见： 第一，会典纂修规格之高，非一般政书、史书可比。法令则著之书策，奉而行之，令甲、令乙是也(35)。明清王朝重新制定了律典、令典以及会典，法律体系再法典化，成文法体系浴火重生，并呈现出之前律令体系所不具备的新特点。会典行用之程序、效力发生之方式不同于律例，正是会典大经大法根本法性质及地位之展现。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的法典化经历了从律典令典到会典的历史过程，法律体系的基本格局从刑事法——非刑事法演变成根本法——一般法。(34)将律令法体系概念引入中国法史学界的张建国教授虽认为唐以后的各代法，也可以视为律令法体系嬗变之一阶段，但也承认此后律令法系嬗变的结果，与早期中华帝国律的地位已有所不同，而令更是逐渐消失了，但这种变化正是新的研究起点。

(39)《朱子语类》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20世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典编纂开启了第二波法典化，一些西欧国家修改或重新制定了各自的宪法典、民法典，中国、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开始制定民法典。

(52)参见钱大群：《〈唐六典〉性质论》(与李玉生合著)，《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就立法过程而言，法律儒家化既然是要以儒家经典为本，全面、系统地改造大一统国家的既有法律，是要将儒家经典体现的理念和相关准则系统贯彻于本乎法家精神的秦汉律令，那么，一般地对法律条文的局部改动，以及随时下达敕例并对其简单编集的做法，显然不大可能达成这一目标。传统法典并非只是纸面规定，并非只是宣讲中的法，更不是具文死法，而是维系法律体系整体之统率、维护法律秩序统一之定海神针，具有超越一般司法适用的法律、政治与文化功能。清王朝先后五次编成五部会典，其纂修团队精英荟萃，主持者皆为一时名臣，皇帝高度重视，经常亲自介入，过问具体的纂修工作。(68)《宋史》卷199《刑法一》。《北齐律》虽法令明审，科条简要，但又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则附依轻议，欲入则附从重法，奸吏因之，舞文出没。

唐令设范立制，从正面规定国家的基本制度，规定比较精炼，文字简洁，多为原则性规定，内容高度概括，抽象性、概括性较强。(一)律令法典肇基 古代中国法典化之开启以编纂律典、令典为标志，律典的编纂稍早于令典。

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法典化发轫于魏晋之际，以魏晋律令法典的颁布为开端。总之，律典和令典是古代中国法典化开启之初编纂的法典，也是魏晋至唐宋一直存在的基本法典。

(33)参见：浅井虎夫，《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陈重民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0)(唐)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载李昉编：《文苑英华》卷六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06页。

正如北宋苏洵所言：古之法简，今之法繁。(53)(唐)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载李昉编：《文苑英华》卷六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06页。④苏亦工教授认为：从唐律情结到民法典情结，究其实质不过是为名所累，求其形而忘其意。虽然，关于民法典及法典编纂得形忘意法典情结不过为名所累，求其形而忘其意之言犹回音不绝④，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法典化并非仅仅国际潮流冲击之果，从深层次看，更是本土传统延续与展现。

(51)《新唐书》卷58《艺文二》。使百姓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臻刑措之美，传之无穷。

又据《晋书·刑法志》，东汉陈宠请以儒经为范重定律令，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作为法律形式的律、令，在先秦时期即已产生。

古代中国的法典化起于中央集权传统国家锻造统一法律秩序的需求，继而被视为中国正统之重要来源，承载了中华民族先人传承先王治道的理想，蕴含着追求善治的中国智慧，构成当代中国之治的历史渊源和本土资源。魏晋法典诞生之际，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法律儒家化正方兴未艾，在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大一统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日益深受儒家学说化染之基础上，魏晋之际诚为儒家学说渗透与改造大一统国家法律显著加速及深化之转折点。

古代中国法典化起于中央集权国家锻造统一法律秩序的客观需要，继而形塑中国之正统与治道，并经历了从律典令典到会典的历史过程，塑造出从刑事法——非刑事法到根本法——一般法的法律体系格局。②吉同钧：《律学馆大清律例讲义·自序》，闫晓君整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12)[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就中国而言，成文法产生于春秋时期，法典化则正式开启于魏晋之际，正如梁启超所言：及春秋战国，而集合多数单行法，以编纂法典之事业，蚤已萌芽。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范畴，治道者，致治之道也，指使国家治理得当、清明有序而必须遵循的道理和路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某种意义上亦可以说是一个法典化的过程。

宋代维持了律令作为基本法典的地位。宋元尤其元代为反法典化的时代，延续唐后期以来成文法典实际作用相对下降、单行法和先例大量增加之趋势，凭籍塞外民族之强大武力，元王朝废弃了律令法典，中断了法典传统，却也为将来法典传统及成文法体系的再造另辟蹊径。

⑩[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48页。律令之分严格来说并非民刑之分刑法与行政法的区分，而是刑事法一非刑事法的区分，律典为刑事法典，令典为非刑事法典。